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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其它商品相比,IT产品的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非常少,成本几乎是零。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一个英特尔的酷睿双核处理器集成了二点九亿个晶体管,三十年前的英特尔8086处理器仅有三万个晶体管。虽然二者的集成度相差近一万倍,但是所消耗的原材料差不太多。IT行业硬件的制造成本主要是制造设备的成本。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ppliedMaterials公司介绍,建一条能生产65纳米工艺酷睿双核芯片的生产线,总投资在20到40亿美元。去年,英特尔公司的研发费用为六十亿美元。当然,我们不能将它全部算到酷睿的头上,但是英特尔平均一年也未必能研制出一个酷睿这样的产品,所以它的研发费用应当和英特尔一年的预算相当。假如我们将这两项成本平摊到前一亿片酷睿处理器中,平均每片要摊上近一百美元。这样,当英特尔公司收回生产线和研发两项主要成本后,酷睿处理器就可以大幅度降价。去年英特尔处理器销量在两亿片左右,因此,一种新的处理器收回成本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通常,用户可以看到,一般新的处理器发布一年半以后,价格会开始大幅下调。当然,英特尔的新品此时也已经在研发中。1995年以后,Novell仍然不断在提升自己的产品,并且在技术上做得很好。它的网络操作系统支持所有主要的计算机(运行Windows的PC、UNIX工作站和苹果的PC以及IBM的大型机),为采用多个厂家计算机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提供了高性能的统一的平台。Novell的操作系统既可以用专用服务器,也可以用任何一种PC机作为服务器,而且它支持无盘工作站(和微机),适合经费不宽裕的学校的教学实验室和小企业。但是这些特色都无法抵消微软在微机操作系统上的优势。事实上,没有多少企业需要将五花八门的计算机连起来,因为大部分企业在建立自己网络时都会有一个规划。无盘工作站随着硬件价钱的降低变得越来越没有人要。微软只是老老实实地将微机联好,这就解决了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微软吃住了这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就能统治企业级网络操作系统了。和抵押贷款不同,风险投资是无抵押的,一旦投资失败就血本全无。因此,风投资本家必须有办法确认接受投资的人是老老实实用这笔钱创业的实业家,而不是卷了钱就跑了的骗子(事实上,风险投资钱被骗的事件还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SocialSecuritySystem)和信用制度(CreditSystem),使得美国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信用(Credit)这一基础之上。每个人(和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信用记录,通过其社会保险号可以查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最初的假定都是清白和诚实的(InnocentandHonest),但是只要发现某个人有一次不诚实的行为,这个人的信用就完蛋了——再不会有任何银行借给他钱,而他的话也永远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诚信上犯了错误,改了也不是好人。全美国有了这样的信用基础,银行就敢把钱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出去,投资人也敢把钱交给一无所有的创业者去创业。不仅如此,只要创业者是真正的人才,严格按合同去执行,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失败了,风投公司以后还会愿意给他投资。美国人不怕失败,也宽容失败者。大家普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点在世界其它国家很难做到(当然,如果创业者是以创业为名骗取投资,他今后的路便全被堵死了)。美国工业化时间长,商业发达,和商业有关的法律健全,也容易保护风险投资。威利斯人的网站风险投资则相反,他们是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打交道,同时他们又是更聪明的人。风险投资的关键是能够准确评估一项技术,并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所以有人讲,风险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

威利斯人的网站为了夺得对世界移动通信市场的主动权,并实现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无线手机通信,以摩托罗拉为首的美国一些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于1987年提出的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星座系统。我们知道,当今的移动通信最终要通过通信卫星来传输信息,为了保证在任何时候卫星能够收发信号,卫星必须保持和地球的相对位置不变。所有的同步通信卫星都必须挂在离地球三万多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同时在地面建立很多卫星基站来联络手机和卫星。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基站,比如沙哈拉沙漠里,那么手机就没有信号,无法使用。铱星计划和传统的同步通信卫星系统不同,新的设计是由77颗低卫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系统。每个卫星比同步通信卫星小得多,重量在600-700公斤左右,每颗卫星有三千多个信道,可以和手机直接通信(当然还要互相通信)。因此,它可以保证在地球任何地点实现移动通信。由于金属元素铱有77个电子,这项计划就被称为了铱星计划,虽然后来卫星的总数降到了66个。奥地利著名传记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写道“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第二,网景公司的商业模式还停留在卖软件上。这是微软成功的商业模式,但是不能直接套用到别的公司头上。事实上,当Windows95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世界级的基于PC机的软件公司。现在PC世界里仅存活下来的几个世界级的软件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Adobe和Intuit都出现在Windows95以前(1982年、1987年和1988年)。当微软垄断了微机操作系统以后,就没有像样的软件公司上市并生存下来。原因很简单,如果在微机领域还存在全球性的机遇,那么微软一定不会放过并且将挤垮全部的主要竞争者(MeaningfulPlayers)。网景公司要想逃脱这一厄运,就必须改变商业模式。在1995年,没有哪家公司比网景更有希望成为今天的雅虎。

第二,两个公司的统帅水平相去甚远。英特尔公司八九十年代的CEO格罗夫虽然是学者出身,同时也是微机时代最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几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CEO。摩托罗拉公司由加尔文(Galvin)兄弟创办,公司六十年代传到了儿子手里,八九十年代传到了孙子手里,是个典型的家族公司。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话果然应验在加尔文家族上,三代人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孙子辈的克里斯托弗?加尔文虽然是被"选成"CEO的,但是如果他不姓加尔文,他永远不可能是摩托罗拉的CEO,甚至进不了工业界的高层。短短三年后,菲奥莉娜黯然离开HP。她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她平庸的管理才能将硅谷历史上第一个巨星惠普推到了悬崖边。好在一年后,惠普在新CEO马克.赫德(MarkHurd)的领导下,从戴尔(DELL)公司手中重新夺回世界微机厂商的头把交椅。但是惠普性质已经由一个高科技公司变成了一个以家电为主的消费电子公司了。二战后斯坦福大学遇到财政困难,斯坦福有8000多英亩的土地,相当于十多个颐和园大小,而它真正需要使用的土地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今斯坦福荒着的土仍然地占一大半。但是根据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大学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的,因此,无法直接从闲置的土地上挣钱。后来有一个叫特尔曼的教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的遗嘱,发现上面没有禁止斯坦福把地租出去。于是,斯坦福就拿出一片土地,办起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惠普公司成为进驻工业园的第一批公司。惠普公司的从这里起步,生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公司也随着进驻斯坦福工业园。到了计算机时代,由于这些公司大多从事和半导体有关的技术,从此这里便被称为硅谷。而斯坦福大学,不但度过了难关,而且从六十年代起,一跃成为世界顶尖名校。惠普则成为硅谷神话的典型代表。威利斯人的网站管理风投基金的风投公司本身也是个LLC,其最高管理者就是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了(Partner)。风投公司本身不会有什么CEO、总裁之类的头衔(有这些头衔的风投公司一定是冒牌货),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不仅在风投公司内部地位崇高,而且在科技界呼风唤雨,比如KPCB的合伙人约翰?多尔就是Google、太阳、亚马逊等多家上市公司和更多未上市公司的董事。在风投刚刚进入中国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风险投资研讨会上,来了很多公司的CEO、总裁等“贵宾”,礼仪小姐一看这些人的职务,便把他们请到前排入座。后来来了一位客人,礼仪小姐一打听是什么合伙人,便把他安排到后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就座。这位合伙人没说什么就在后排坐下了。结果那些CEO和总裁们看他坐到了最后,谁都不敢往前面坐了,因为这些CEO和总裁们所在的公司都是他投资的,而他们的职位也是他任命的。由此可见风投合伙人在业界的影响。

赫德做的第二件事是从Dell手中夺回PC机的市场占有率。赫德采取了和Dell直销模式相反的代销方法。以前,Dell靠直销大大降低了流通渠道的成本,使Dell成为美国最廉价的品牌机。Dell的直销方式至今被认为是它成功的经验。惠普并购康柏后,很长时间里试图抄Dell的模式,但是做得不成功,反而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赫德知道别人成功的经验对自己未必合适,因此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代销模式。以前,计算机类的这正应了茨威格的话,“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1946年,摩托罗拉发明了汽车电话。看过鲍嘉和赫本演的“Sabrina(龙凤配)”的读者可能对这种产品有印象,影片中作为大公司董事长Linus从纽约长岛家中出发,一上汽车便通过汽车电话向远在曼哈顿的公司同事下达指示。很遗憾的是,汽车电话一直都是富人的奢侈品,它还没得到普及,就被手机电话代替了。十二年后,摩托罗拉发明了基于汽车的对讲机,它在美国被警察、出租车公司和各种运输公司广泛使用,直到九十年代末被手机电话取代(出了警察还在用)。在2000以前各国的警匪片中,我们经常看到此产品。

太阳公司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变商业模式开源Solaris,从卖操作系统变成提供服务。要知道,一份Solaris操作系统不过两三百美元,但是IT领域一小时的服务就能收这么多钱。但是,太阳公司以硬件业务(而不是服务业务)为主的商业模式使得它不可能开源Solaris,因为它主要的钱来自于硬件。(正是这个道理,苹果也不可能把它的iPhone操作系统开源。)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经常提到基因决定的理论,有些读者认为我是宿命论。但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公司包括很多伟大的公司都很难逃脱这个宿命。(也有一些例外的,以后我们会介绍这些例外的公司,比如通用电气GE公司和3M公司。)而相反,以服务为主的IBM公司倒反而比较早地加入了开源Linux的行列。2000年以后,由于高档微机已经达到了工作站的计算速度,价钱又便宜很多,IBM靠开源Linux服务器从对太阳公司的价格劣势变成了价格优势。等到2004年,太阳公司明白了这个道理,将Solaris开源,IBM已经抢到了先机,成为Unix市场的最大服务商。风投由于是高风险的,自然要追求高回报。每当创业者向我介绍他们的发明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把一块钱变成五十块”。虽然风险投资最终的回报远没有几十倍,但是,投资者每一次投资都会把回报率定在几十倍以上(上面那个手机软件显然达不到几十倍的回报)。因此我这第一句话通常就难倒了一多半创业者。大部分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要这么高的回报?是否太贪了?两年有个三五倍不就不错了吗?”一般传统的投资几年有个三五倍的回报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由于风投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它必须把回报率定得非常高才能收回整体投资。据我一位做风投的朋友讲,红杉风投当年投资Google的那轮风投基金高达十几亿美元,只有Google一家投资成功了,如果Google的回报率在一百以下,整轮基金仍是亏损的。从另一方面看,对风投来讲几十倍的投资回报是完全可及的。五十年代早期风投AR&DC投资DEC,回报是五千倍(,000到5,000,000),KPCB和红杉风投投资Google是五百倍(一千万到五十亿美元),而Google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安迪.贝克托森的回报超过万倍(十万美元到今天的十五亿美元)。虽然8086是我们今天所有IBMPC处理器的祖宗,但是,当时连英特尔自己也没有预测到它的重用性。当时英特尔公司对8086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定位,只是想尽可能多地促销。IBM只不过是英特尔当时众多大大小小的客户之一。1981年,IBM为了短平快地搞出PC,也懒得自己设计处理器,拿来英特尔的8086就直接用上了。这一下子,英特尔一举成名。1982年,英特尔搞出了和8086完全兼容的第二代PC处理器80286,用在了IBMPC/AT上。由于IBM无法阻止别人造兼容机,随着1985年康柏(Compaq)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IBMPC的兼容机,兼容机厂商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冒了出来。这些兼容机硬件不径相同,但是为了和IBMPC兼容,处理器都得是英特尔公司的。下图是整个个人电脑工业的生态链。1994年初,我的同事清华的李星教授告诉我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提出要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互联网,这便是中国互联网的开始。很快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吴建平、李星等中国最早研究互联网的学者到美国考察互联网、并且考察生产互联网设备,主要是路由器(Router)的公司。当时很快就定下了美国思科(Cisco)公司的设备,并且很快到了货。很短的时间,中国自己最早的互联网就在大学里诞生了(虽然高能所更早连到了互联网上,但是那实际上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实验室的一个子网)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思科公司,即使今天由于思科公司的产品不直接面向用户,知道它的人也远不如知道麦当劳的多,尽管思科有麦当劳的三倍大。但是,如果告诉大家,没有思科和同类公司生产的路由器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那么大家就知道思科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了。思科是一个标准的网络时代弄潮儿,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兴,随着其泡沫的破碎而一度衰落。在2000年,思科曾经在一瞬间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股值最高的公司(五千四百亿美元),那时思科股票一天的交易额超过当时整个中国股市。911以后,它的股票一度缩水85%。那年,思科的CEO钱伯斯宣布了思科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裁员,同时他将自己的工资降到每年一美元,成为世界上工资最低的CEO。这种做法一度被传为佳话,并纷纷为那些愿意和公司同甘共苦的老板们效仿。几年后的今天,思科已走出低谷,并且成为世界最大的设备制造公司。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如果看一看IBM这五年来的业绩,你会发现IBM的年收入五年来只涨了13%(从810亿到910亿),而利润却涨了4倍(从二十三亿到九十五亿)。原因是,IBM不断地淘汰不挣钱或者挣钱少的部门,扩充利润高的部门。2002年,IBM将效益不好的硬盘部门以三十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的日立公司。2004年底,IBM将它的笔记本电脑部门以十七亿五千万的价格卖给了中国的联想公司。其中,十二亿五千万是现金交易(由联想付给IBM),另外五个亿是联想以19%的股权交换。也就是说,在当时,IBM认为联想公司值二十六亿美元。再以前,IBM也类似地出售过一些部门。威利斯人的网站这是一个非常宏伟而超前的计划,它最大的技术特点是通过卫星与卫星之间的传输来实现全球通信,相当于把地面蜂窝移动系统搬到了天上。从技术讲,铱星系统是相当了不起的,它采用星际链路。在极地,66颗卫星要汇成一个点,又要避免碰撞,难道很高。从管理上讲,它又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网,呼叫、计费等管理是独立于各个国家通信网的。(这种独立计费再后来给它的运营带来很大麻烦。)低轨道卫星与目前使用的同步轨道卫星通信系统比较有两大优势:首先,因为轨道低,只有几百公里,信息损耗小,这样才可能实现手机到卫星的直接通信。我们现在的任何手机都不可能和三万公里以外的同步卫星直接通信;第二,由于不需要专门的地面基站,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点进行通信。1991年摩托罗拉公司联合了好几家投资公司,正式启动了“铱星计划”。1996年,第一颗铱星上天;1998年整个系统顺利投入商业运营。美国历史上最懂科技的副总统戈尔第一个使用铱卫系统进行了通话。此前,铱星公司已经上市了,铱星公司的股票在短短的一年内大涨了四倍。铱星系统被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全球最佳产品之一。铱星计划开始了个人卫星通信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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